近几十年来,随着一批批中国留学生走出国门求学,中国与西方学术界的交流日趋紧密。东西方教育在哪些方面可以实现互鉴?教育如何助建中美桥梁?中新社“东西问”专栏近日专访美国大学首位华人校长、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请他谈谈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在《玻璃天花板:吴家玮回忆录》中提到“打破学界的玻璃天花板”。在这一过程中,您华人身份的优势和挑战是什么?
吴家玮:我在美国的教研之路完全是沿着学界惯例走过来的,可以说是“循规蹈矩”。我30多岁当上系主任,40多岁当上院长、校长,于是被人说成是“打破了玻璃天花板”。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华人,我遇到过挑战,担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期间感受尤深。
旧金山历来是一座多元且较为复杂的城市,旧金山州立大学是该市唯一的公立全科大学,学校的“一把手”难免处于众目睽睽之下,突然间来了一位在儒家思维中长大、另有一套管理模式且不太听话的华人校长,很多人不习惯。
在美国的教研之路上,华人身份没有什么明显优势,否则就不会碰上“玻璃天花板”了。但在旧金山州立大学当校长期间,儒家思维为我的管理模式带来一些积极影响。我常跟副校长、院长、教授代表等10来个人开会,讨论各种议题。众人意见不一致时,会展开讨论、辩论或是争论。如果讨论半个小时后还僵持不下,美国同事们就忍不住了,接下来就要求通过投票结束争论。而我认为,绝大多数人都同意某一个建议,才是较好的结局。这个时候我会说,我们都是有头脑的人,多谈谈总可以在各种不同的见解里找出大家都能接受的看法。因此我主持的会议尽管时间很长,但最后总能得到一个支持度相当高的共识。
中新社记者:美国高校的工作经历,为您在科大的工作带来怎样的启发?
吴家玮:我回国前夕,香港经济面临转型,必将注重科技。当时,香港将迎来回归祖国的时刻,“一国两制”政策也已确定。在此背景下,一群有学问、有经验、有理想的学者决定放弃国外的丰厚资源和舒适生活,凭可贵的团队精神在香港创办一所研究型大学。
特别是我在圣迭戈加州大学当博士后,十载后重回原校担任院长。那段经历让我认识到,要办好一所大学,研究和教学必须依靠真正一流的人才。我们在创办科大时,就是全力寻找各学术领域的一流人才加盟。
另外,圣迭戈加州大学的博雅教育理念对我在香港科大的工作也有启发。当时,港英政府只允许我们办理学院、工学院和商学院,但我坚持同时要办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我还希望每个学生主动参加文化、体育及团队活动。学校一定要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否则怎么能算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可以扩展年轻人的视野,理顺他们的逻辑,赋予他们深入思考、独立判断的能力。思想狭隘的人很难做到真正的创新,没有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环境,科技也搞不好。
中新社记者:您曾长期在旧金山湾区工作,并于20世纪90年代先后提出“香港湾区”以及“深港湾区”的概念。在高等教育方面,能为粤港澳大湾区提供哪些经验?
吴家玮:旧金山湾区各种类型的高校都有,粤港澳大湾区的高等教育建设也一定要多元化。最好能够平衡发展研究型、教学型、专业型、普及型等各种类型的高校。至于学科建设,科技创新、人文创作和社科教研同样重要,多种学科都要大力发展。研究型的高校必须注重教学,教学型的高校也不能忽视研究。
此外,高等教育不能一面倒地聚焦于应用研究,基础研究也绝对不能忽视。中国过去经济落后太久,需要飞速发展,赶上发达国家,因而在很短的时间内培养了大量应用型人才。但非常关键的基础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作为科技创新和突破的基石与载体,是时候大力度发展基础研究了。
中新社记者:东西方教育在哪些方面可以实现互鉴?
吴家玮:西方发达国家因各自的历史和背景不同而发展出各有特色的教育模式,法、德、英、美等国的教育制度差别很大。在向西方借鉴的过程中,中国要按照自身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善加选择,发展符合国情的教育模式。
最近几十年,中国高校数量急剧增加,水平相应提高。目前,中国每年普通、职业本专科招生人数在1000万以上,硕士生以及博士生的招生人数分别超过100万和10万。有人说中国毕业生太多,导致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但我认为现在的高校数量和招生规模相当合理。中国有3000多所高校,美国人口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高校数量却更多。
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发展不平衡。美国的优秀大学分布在全国各地,但中国最好的大学主要集中在沿海几个大城市。五湖四海的“高材生”被吸引到这些大城市,毕业后大多不愿回老家。中国迫切需要推动教育、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在地域间均衡发展,让欠发达地区对人才具备吸引力。
中国的高等教育需要适度引进符合国情的博雅本科教育。同时,应该像西方社会那样,摈弃对大学排名的迷信、对论文和专利权数量化的追求以及对学者名衔的过度崇拜。
反向来看,中国一些教育理念也值得西方学习。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世界逐步盛行“个人主义”。而儒家推崇“集体”意识,为人在修身之余,必须关怀和注重家庭、社会以及国家的集体幸福。这些意识启发于教育。
中国一些教育方式同样值得西方借鉴。我曾看过一档英国电视节目,有一组上海的高中教师到伦敦一所高中教学。老师走进教室,学生要站起来齐声喊“老师好”。上课的时候学生不能交谈,课后还有很多作业。英国学生刚开始对这套教育方式很不习惯,但一段时间后,他们不但开始欣赏中国老师的教育方式,连考试成绩也提高了很多。
中新社记者:您的回忆录《同创香港科技大学:初创时期的故事和人物志》里,有一个章节是“助建中美桥梁——走向老家”。在您看来,教育应该如何助建中美桥梁?
吴家玮:我写这本回忆录的时期,确实还是以学术交流合作助建中美桥梁的好日子。中国落后和僵化多年后,终于打开了国门。一些有理想的优秀留学生、学者在西方吸取了先进的知识和技能,然后走向老家,在国家重启、发展的征途上作了不少贡献。同时,美国的科研也需要中国的人才。在这个阶段,两国一些科研合作相当成功。
美国人也认为,他们在许多方面也可以向中国学习。随着越来越多美国企业到中国发展,学习中文的美国人逐步增加。这些人到美国公司的中国分支机构任职,并通过与中国的合作提高本领,然后走回自己的老家。
但是,现阶段美国政治状况不容乐观,内部分裂、两党对立的局面令政客们以寻找外敌的手段来争取选票,中美学术交流难免受到影响。现状能否改善,要看美国的政治态度。美国学界也需努力跨越障碍,让两国的学术交流尽快恢复到过去的良好状态。
中国学界除尽可能恢复与美国学界合作外,还必须扩大国际交流的范围和对象,大力加强与欧洲、东南亚等地以及“金砖国家”的学术合作,在“一带一路”上多建“桥梁”。(完)
受访者简介:
吴家玮1937年生于上海,1949年移居香港,1955年赴美国留学。1966年,吴家玮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他曾担任美国西北大学物理及天文学系主任以及圣迭戈加州大学热斐尔学院院长,并于1983年出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成为美国大学首位华人校长。1988年,吴家玮受邀回港,出任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供职时间达13年。
回香港后,吴家玮曾先后担任港事顾问、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创新科技顾问委员会委员、内地与香港科技合作委员会主席以及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
东西问·解码兔年丨高巍:庙会何以成为多元文明融会的民间嘉年华?****** 中新社北京1月27日电 题:庙会何以成为多元文明融会的民间嘉年华? ——专访北京民俗学会会长高巍 中新社记者 杜燕 ![]() 在中国,庙会最早可追溯到远古,盛行于东汉后。历经千年演变,如今既保留传统习俗,又融入现代元素,不仅吸引着海外华人参与其中,更逐步走出“中国城”,成为各族裔互动、多元文明融会的民间嘉年华,展现世界各地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希冀。 为什么千百年来庙会备受青睐?为什么全球越来越多的城市举办中国春节庙会?中新社“东西问”近日专访北京民俗学会会长高巍,阐释庙会千百年嬗变,讲述春节庙会何以成为全球华人的纽带,成为独具特色的文化符号。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庙会在中国起源于何时?有何意义? 高巍:庙会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作为一种社会风俗,有其深刻的历史社会原因,并随社会发展体现时代色彩。 在中国,庙会最早可追溯到远古时期,且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中。“庙”字,繁体为“廟”,“广”下一个“朝”。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曰,“廟,尊先祖皃也。从广,朝声。”即“庙”本意是供祀祖先的场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时祭祀主要是祭祀祖先神和自然神以祈求庇佑和保护。祭祀过程中,人们聚在一起举行仪式、进献供品、演奏音乐等。这可以看作是民间庙会的雏形。 到东汉时期,佛教开始传入中国,道教也逐渐形成,佛、道两教以庙观为场地举办多种活动。随时间推移,一些活动走出庙观,巡行队伍中有避邪的狮子、宝盖幡幢、百戏杂耍等活动,热闹非凡。小商小贩们看到庙观的烧香拜佛者多,在庙观外摆起各式小摊。在庙观及其附近定期举行的这种民间活动被称为“庙会”,又称“庙市”。 ![]() 商业气息随群众性、娱乐性的增加而增强,是在唐宋时期。唐宋以后,在中国农历新年、元宵节、二月二、三月三等节日举行的庙会,延续下来并迅速蔓延。 庙会上,官员、客商、民众、僧侣各色人等,熙熙攘攘。“开庙之日,百货云集,凡珠玉、绫罗、衣服、饮食、古玩、字画、花鸟、虫鱼以及寻常日用之物,星卜、杂技之流,无所不有。”这是清代富察敦崇所著《燕京岁时记》中记载的庙会盛况。 庙会因商贸、世俗文化等的融入,从祭祀活动、朝山进香等民间信仰活动演化成集信仰、商贸、娱乐、旅游、休闲、探亲、会友于一体的民间盛会,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中国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中新社记者:为何千百年来国人热衷逛庙会? 高巍:文化是精神价值的体现。中国幅员辽阔,民间信仰种类繁多,加上“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特点,民俗文化丰富多彩、源远流长。 庙会是历史、传统、文化的缩影。已公布的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有33个庙会以“民俗类”项目入选,如北京厂甸庙会、山西晋祠庙会、上海龙华庙会等。 颇具特色的市井叫卖,热销的古董字画、精彩的花会表演,还有摔跤比赛、双簧表演、京剧清唱……北京厂甸庙会历时四百多年,经由祭祀而庙市,转而书市,渐成文商并举的春节逛厂甸民俗活动,以其“雅俗相济、商娱相融”的独特魅力享誉京城,成为展示京味民间文化和宣南文化的窗口和平台。 ![]() 晋祠庙会古称“赛神会”,源于西周时期祭祀叔虞之母邑姜诞辰的仪式活动,从农历七月初一开始,历时五天,晋祠水镜台演戏酬神,附近百姓上香祈福。庙会期间,还有社火表演等,展现山西太原当地古老的乡风民俗。 上海龙华庙会是华东地区著名庙会之一,可追溯到唐代,近代曾吸引印度诗人泰戈尔到此一游。龙华庙会具有都市性、商贸性和娱乐性的特征,除祭祀神佛外,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许多的传说故事,并形成了丰富的庙会民俗事项。 ![]() 庙会不断发展变化,满足当时社会条件下民众的精神和物质需求,折射出地区的风土人情和生活百态,反映时代的变迁。因此,从古至今,庙会流行于中国各地,各具特色,备受民众喜爱。尤其春节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给人们带来无限喜庆,过年期间逛庙会更成为各地民众欢庆新年的重要形式。 中新社记者:庙会如何体现民俗风情和时代特色?庙会传承着怎样的“文化基因”? 高巍: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庙会,扎根地方社会的文化基础中,反映当地的民俗风情。 以北京地区为例,老北京庙会起源于辽代,发展于元末明初,兴盛于明清两代。昔日北京城庙宇多,庙会也名目繁多,按内容可分为宗教类、祭祀类、商贸类、文娱类、观光类;按开办时间和性质分,每月逢一、二、九、十是隆福寺,主要售百货、小吃、花鸟鱼;逢三是土地庙,主要售土产、百货等。 ![]() 资料显示,新中国成立后,庙会继续举行。由于历史原因,北京庙会一度退出民众日常生活,到1984年举办龙潭庙会、1985年举办地坛庙会,北京庙会开始复苏。 ![]() 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多样性带来文化多样性。北京的庙会逐渐形成多元化的格局:有传统庙会,也有时尚庙会;有京味儿庙会,也有洋味儿庙会;有大型庙会,也有社区的微型庙会。近年来,商家庙会方兴未艾,博物馆庙会、科技馆庙会蔚然成风。 ![]() 联通古今、融汇东西,庙会以其深厚的历史沉积、浓郁的传统风韵,不断融入新元素而繁衍传承,更是让其他传统技艺得以传播和传承的载体。 庙会是一种典型的文化空间。所谓“文化空间”,好像看不见、摸不着,但整体、综合、真实、生态、生活地展示一种文化传统或模式。庙会就是以社会大规模群体活动的模式传播中华传统文化,以大型集体活动完成一定范围内的年度社交礼仪。这是一种仪式感,不是个人在家可以完成的,也不是去突出某个人或某种利益,而是需要民众走出家门、走进活动,处于异于平日的节日环境中,满足情感诉求、体味文化享受,就像人们在春节期间逛庙会获得“年味儿”体验。 ![]() 中新社记者:庙会为什么能成为联系海内外炎黄子孙的文化纽带? 高巍:从古至今,中国的各种庙会吸引无数民众。在港澳台地区,信众广泛的传统庙会与祖国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在海外华人居住区,从祖国带去的庙会欢愉热闹,以特殊方式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 ![]() 中国庙会是活着的民俗,很多学者将其称为“中国人自己的狂欢节”。与西方狂欢节、万圣节等相比,这些节日均源自宗教且在历史发展中扩展内涵,加入本地文化特点,内容丰富多元,是各地民俗文化的缩影与延伸;不同的是,中国庙会与农耕文化紧密相连,许多地方的庙会是根据所在地的气候特点确定日期,结合当地风土人情举办。因此,中国庙会往往与农历“二十四节气”相呼应,强调自然与人的和谐共生。 作为中华民族传承几千年的重要节日,春节在中华儿女心中是最重大的节日,承载着中华文化的仁爱、和谐、勤劳等民族精神,传达着个体的美好冀望,展现出人的本质,即相互关爱、相互支撑、相互帮助。 近年来,海外“春节热”逐年升温,很多国家陆续将中国春节确定为当地的公共假日。在欢庆春节的活动中,举办庙会成为许多城市的不二之选,舞龙舞狮、游行等表演为主,集市为辅,更让节日传递的文化精神得以升华。 ![]() 在节日的欢乐祥和气氛中,中国庙会的内容和形式未来仍会不断丰富、变化,成为各地民众乐于感受的“文化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可以感受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感受中华传统民俗虽经千年却历久弥新。(完) ![]() 受访者简介: ![]() 高巍,北京民俗学会会长,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民俗研究。著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民俗文化史》《四合院》(本书荣获2004年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幡鼓齐动十三档》等多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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